名牌大学是一个精心布置的迷宫，有一条隐蔽的角逐规则，可以决定大学生之间的分化。这是90后青年学者郑雅君在《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一书中揭示的教育现象。这套规则不难，只是很大程度上由家庭的经济文化背景优势赋予，家境优越的学生熟稔于心，“小镇做题家”不知道，否则他们同样可以在“游戏”中顺利通关。
如果说郑雅君的研究画出了“名校游戏”的地图，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包刚升的新书《大学十讲：怎样读大学》，就制定了一份更详细、实用的“游戏攻略”——如何有效阅读、如何有效演讲、如何进行有逻辑的思考、如何进行公共辩论、如何创新、如何在AI时代学习与成长，等等。这份“攻略”跨越大学生的社会出身和阶层，更有公共性。
《大学十讲》脱胎于包刚升的视频直播课。2024年春节期间，他有感于国内短视频平台快速发展，以直播的方式做了5场大学通识教育直播，社会反响很好。2025年春节，包刚升在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又连续做了5场大学通识教育直播，随后在美国完成初稿。政治学者专门写书关注教育，在国内学术界属于罕见，包刚升提供的这份“攻略”，自然也上升到更加宏大的公共事务层面。
包刚升在书中提醒年轻人重视逻辑学，是因为从1995年他上大学到现在，30年过去，国内教育系统对逻辑学、逻辑训练的重视程度始终不够，互联网上才总是流行着不合逻辑的观点。“国家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精英阶层的思考方式，取决于他们能否进行有逻辑的思考”。在他看来，搞明白逻辑学问题，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读高中和大学时，包刚升都是学校辩论比赛的活跃参与者。他鼓励年轻人多参与公共讨论与辩论，“一个理性、开放与进步的社会，从来不是某几位精英单方面设计出来的结果，而是无数人，在许多公共空间中，反复表达、辩论、碰撞与妥协之后，共同塑造的产物”。同时，他以自己的经验提醒大家，参与公共辩论时，不应该追求校园辩论赛场上那些“唇枪舌剑、胜负分明”的训练，而是要借此推动认知深化和共识形成，以及推动政策转型与制度创新。
今年上半年，在斯坦福大学访学期间，包刚升专门探访硅谷。他说，AI是这一代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最大机遇，如果能够骑上AI这匹快马，进入AI相关赛道，年轻人就会获得巨大的科技与市场机会。但是，当前中国教育面临挑战，一方面希望培养大量创新型人才，另一方面从读小学开始，又通过“坐姿”等规训，让孩子们服从“整齐规一”。在包刚升看来，AI时代的教育重心应该转到培养好奇心、想象力和创造力。
“尽管讲了很多读大学的实用技巧，总的来说我是理想主义的，鼓励大学生和研究生找到自己内心的热爱，这是根本。”包刚升反复强调。
对话包刚升：真实世界不是一个“解题的世界”，甚至没有人提供题目，要自己去找
在北大读书的收获与缺憾
第一财经：你在北大读本科时是怎么度过的？当时有哪些经历让你至今还在受益，想分享给现在的年轻人？
包刚升：我读大学感觉是很遥远的事情了，今年正好是我们95级同学入学30年。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在北大自由地读书。当时我除了上课，大量时间都泡在北大图书馆，读了大量经济学、政治学，还有历史类经典。跟那个时代的高中生相比，我其实是比较早慧的，高中的时候就知道塞缪尔·亨廷顿，从海宁市图书馆借过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北大图书馆的藏书非常丰富，进入北大后，我真的进入了知识的海洋，有了更大的阅读空间。读什么书、关心什么问题、循着什么样的线索去读书，这些并没有人给答案，我就循着自己的兴趣自由阅读，当时感觉过的是一种纯粹的求知生活，从来没想过读一本书是为了在期末考试中获得好成绩，没想过读了对毕业后的工作有什么价值，我甚至没想过毕业后一定要成为学者。我不仅自己读，还鼓励周围的人读，甚至比我低一两个年级的师弟师妹们都受到影响。
回头看，当时我那么喜欢读书，主要有两个动力，求知、关心公共事务，也就是希望社会进步。虽然我在《大学十讲》里告诉年轻人，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但我读大学期间可以说就只是在“仰望星空”，有着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
从1992年10月，“十四大”确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我的大学时期在一个改革的年代度过，大学校园里还有一定的理想主义情怀和氛围。我选过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的课，他讲转型发展理论，给我们回顾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辩论史，他是历史和改革的亲历者，对我们许多人的影响非常大。他也给许多年轻人树立了榜样，就是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在计划经济年代，当发现计划经济不可行，市场经济才是中国的出路，应该怎么办？厉以宁教授不只是在教课，还让学生看到了一个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鼓与呼的知识分子形象。
到现在，我依然关心很多宏大的议题，知识的进步、社会的进步、国家的改善，也是那个年代的经历在我身上的自然延伸。
第一财经：《大学十讲》里还说，如果以你今天的经历和见识，可以过更卓有成效的四年大学生活。在北大读书期间，你有哪些遗憾呢？
包刚升：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我们当时应该知道更多东西，但实际并没有。我从浙江海宁考到北京读大学，对中国和世界的理解，都发生在读大学后非常有限的时间内。尽管我当时花大量时间读自己感兴趣的书，但对世界和中国是怎么回事，理解还非常有限，掌握的信息非常有限，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视野还是很狭窄，格局还是很小。当时，包括家长和身边的很多老师，对世界也缺少深入观察的机会。所以后来，我会有意做一个观察者，我在很多领域都有很多朋友，我不只是观察学术界，还对政界、工商界有很多观察。希望这些观察能够对今天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有价值。
现在回头看，当年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另一个遗憾是，当时北大社会科学课程设计的国际化程度不够。我那一届的北大经济学院是招生鼎盛期，160多个学生中有15个全省高考状元。但是当时，我们的课程体系和教学设计并没有与这些同学的才智匹配——当然，这也跟中国社会在当时的发展阶段有关。这两天刚公布的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我看了后觉得，凭那级同学的智力优越程度，如果大家从大一开始就有机会接受国际上最前沿的课程设计和体系培养，保不准到五六十岁的时候也有人会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目前看，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
《大学十讲：怎样读大学》
包刚升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汉唐阳光 2025年9月版
多数大学没有教学生创新的课程
第一财经：虽然教育是当今非常受关注的话题，但是之前国内没有政治学学者专门写书谈如何读大学。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跨界写作？你的比较政治学研究背景，可以为观察和思考大学教育提供哪些独特的视角？
包刚升：我在不同场合都说过，作为学者主要做两件事，第一是创造知识，所以我写《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大国的命运：从政治危机到国家现代化》《民主崩溃的政治学》这些原创性学术著作。我还有一个任务是传播知识，不仅传播学科专业知识，还传播通识教育意义上的知识，《大学十讲》就属于通识知识。教育问题很重要，过去其实有很多政治哲学家或哲学家也关注教育，比如卢梭写过《爱弥儿》、杜威写过《民主主义与教育》。
比较政治学既是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种研究方法，就是用比较的方法看世界。所以，我在大学通识教育问题上自然也会有很多比较和观察。我过去不仅长期在北大和复旦求学、工作，还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三所世界名校做过半年左右或更长时间的访问学者，自然会观察他们的大学教育和通识教育。
比如，斯坦福大学就是一所与众不同的学校，跟中国大学的教育和西方许多大学的教育有着很大不同。有一位生物和医学方向的华裔博士告诉我，他们这个方向上的华裔博士生有1/3左右毕业后是不找工作的，而是创业吸引风投，然后研发新药物。这个数据还是挺刺激我的，你想，其他高校有没有这种可能？就算有少数个案，比例肯定不会这么高。
还有人告诉我，斯坦福大学计算机方向的一位美国大一学生，高中期间就已经两次创业成功，他把公司卖掉后，现在一边读书，一边进行第三次创业。我还遇到一位毕业于北京著名中学国际部的学生，这位女生在麻省理工学院（MIT）读了一年后，就直接入职马斯克的 AI公司参与大模型Grok的研发，工作地点就在斯坦福大学旁边。她说如果工作适应，就不再读大学了。这也大大出乎我作为一名中国家长的意料。99%的家长都会想，好不容易申请到麻省理工学院，怎么就不读了？说实话，这种对斯坦福大学和硅谷的观察，还是给了我很大的刺激。
从比较的角度讲，所有这些现象都会让我思考。斯坦福大学是全球创新高地，学生们的选择不只是单纯出于个人动机，背后肯定有一套关键的社会系统和结构在支撑。我更想看到那些支持他们的制度、结构、观念、系统，等等。当然，《大学十讲》更多是从个人视角出发讨论创新，讨论这一代年轻人如何成为创新者。
第一财经：说到创新，你在《大国的命运》里讲，要成为全球领导者，归根到底是取决于创新，《大学十讲》又专门讲创新。具体到这次写作，你对创新是否又有新的思考？
包刚升：你讲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关于创新，两本书的差异是，《大国的命运》更多把创新放在决定国家兴衰这个视角考虑，是标准的社会科学研究。《大学十讲》主要是写给大学生、家长和教育工作者的，更多从个体层面来理解创新，讨论的是大家在目前既有的社会环境、体制政策下还可以做点什么，让四年本科或三年研究生生活变得更加卓有成效。
从我的观察看，如何创新这件事情是超出大部分同学既有的经验和想象的。在中国，考进好大学的学生，本身就是高考的成功者。然而，应付高考的学习模式，在知识边界上是非常确定的，考核标准也很清楚，可以依赖大量重复训练提高应试精准度。而创新是做以前没有的事，和应付高考的模式完全不同。
我们现有大学的课程设计中，很少会涉及创新这个问题。我讨论创新，也是希望帮助学生更好理解，离开学校之后的真实世界不是一个“解题的世界”，甚至都没有人提供题目，需要自己去找。而真正了不起的职业或人生成就，几乎都跟创新有关。
通过有效开会推动公共事务善治
第一财经：具体讲到如何成为创新者时，你教大学生如何发起一项新事业，这个议题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也是很少涉及的。很多人会觉得读大学和发起新事业关联不大，你为什么会讲到这个问题？
包刚升：这既是个人观察，也是对创新问题的思考。我读大学时就发起成立过两个新的学术社团，用现在流行的说法，我是学术社团的联合创始人。现在，我在复旦也看到有学生发起新的社团。在大学读书时发起新的学生社团，这个事其实很有意思，是发起新事业的一种情形。大学生资源非常少，想把新社团做起来，前提是社团的理念能吸引人，另外还得找同学合作，大家一起参加社团活动、推动社团发展。第三，社团搞活动有时需要钱，钱从哪里来也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其实，企业、公益组织、教育机构、独立智库的运转也一样，都需要理念、组织、资金这三样东西。如何做好这三件事情，基本上就是发起新事业的逻辑。
